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1970年，我考入苏联外交部下属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中文成了我的第一外语。1974年临近大学毕业时，我被派往苏联在北京的商务代表处实习。197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派往北京工作。1979年，我回到莫斯科， 开始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工作。

　　尽管当时苏中两党间没有联系，但中国处大量参与对华政策制定工作。那时候，我们每天都会和苏联外交部的贾丕才、 罗高寿、基列耶夫等同事一起开展工作。

　　正是苏中双方一年年的共同努力，逐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1988 年 12 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到访莫斯科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1989年 2月对北京的访问。

　　不可接受的政治性错误

　　1987—1988年的某天，我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同时任中国驻苏联公参，后来成为驻俄罗斯大使的李凤林先生长谈了数个小时。

　　这次见面本身的意义甚至比谈话内容还重要。我按照规定整理好本次会见简报，并上呈给时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兼书记瓦·安·梅德韦杰夫，他随后又将简报批阅给苏共政治局委员及中央书记处成员。

　　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设有中国委员会。中国委员会由苏斯洛夫领导，委员会定期讨论对华关系的重大问题，有关决定需要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并形成苏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决定。会议讨论的参阅材料则由中央委员会各部门、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科学院等部门准备。

　　有一次，我们为委员会准备了涉及中国国内形势和苏中关系的会议材料，当时没有电脑，只能使用打字机在特制的直纹纸上打印材料，因为技术上无法实现修正，所以拼写错误是绝不允许的。

　　材料准备好后，我们即向第一副部长罗满宁报告。由于时间紧迫，罗满宁还没来得及通读全文便指示我们将材料上呈给苏斯洛夫“审阅”。第二天一大早，罗满宁召集全体人员开会。他言辞委婉，却清楚明晰地对我们进行了教育。原来，苏斯洛夫的秘书在我们上呈的材料中发现了绝不可接受的政治性错误。材料中将“坚不可摧的苏越友谊”写成了“坚不可摧的苏中友谊”（这恰恰是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中方认为，苏联在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

　　罗满宁让我们站成一排，他说，斯大林时期外交部也曾在起草元首文稿时出现过类似错误，时任外长维申斯基召集所有当事人前去“领赏”，按级别“赏赐”所有签批过这份文件的人。作为材料起草人的我当时只觉得脊背发凉，幸好这一次组织没有给予我任何处分。

　　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见

　　1989 年 5 月，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在达维德科沃国家别墅集中办公，准备相关谈参等材料。由总书记顾问奥斯特洛乌莫夫担任组长，而访问筹备则由戈尔巴乔夫的秘书沙赫纳扎罗夫（著名电影导演的父亲）牵头。

　　我们很清楚，此访将开启苏中关系新篇章，因而我们翻阅了大量参考文献、调研材料，字斟句酌地打磨讲话稿，文思泉涌。访问前不久，沙赫纳扎罗夫来到我们集中办公地，草草翻了一下我们准备的一沓材料，随即皱起了眉头并对文稿组的人说：“伙计们， 这东西不行啊！”

　　没一会儿，他就在现场接起了戈尔巴乔夫打来的电话，询问文稿准备情况。沙赫纳扎罗夫则例行公事地汇报说：没问题，文稿组干得不错。尔后，他叫来了两名速记员，当着我们的面开始以口授形式修改文稿。他大幅缩减了原稿，使文字整体更为通顺流畅，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和高度专业性令人非常钦佩！

　　最后，期待已久的访问在戏剧性的背景下拉开帷幕。代表团飞机要降落北京时，我们收到消息，原定于天安门广场的欢迎仪式将改至首都机场举行。戈尔巴乔夫携夫人及代表团成员来到苏联驻华使馆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当时都在经过特殊保护的大使办公室里，除了戈尔巴乔夫夫妇外，还有代表团成员。

　　戈尔巴乔夫和代表团成员分享了自己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此访最重要的活动是同邓小平会见（见图），它将关乎整个访问的成败，甚至苏中两国关系的未来。

　　邓小平不愧是中国政坛泰斗（“长老”），从会谈一开始便掌握主动，细数沙皇俄国、 斯大林、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欺侮，谈到了中苏大论战、领土争端、影响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等一系列问题。他一口气讲了很久，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打断。轮到戈尔巴乔夫开始讲话时，他一上来就指出，对于过去双方的看法或有不同，但应着眼未来。此话一出，邓小平立即应声说道，今天我们就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恢复两党、两军之间的交流。

　　（作者谢·谢·拉佐夫：原俄罗斯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