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莲池小楼下

　　1977 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保定古莲花池里依然绿色正浓，池塘中一片片荷花尽力怒放，花海遮住了墨绿的水面。细长蜿蜒的甬道上，行人寥寥无几，我快步向东北角一个小院走去。进了小院，看到一座小木楼，“文革”结束后，保定文学青年经常在这里聚集，楼下已经站着几位作家，正等待着从石家庄赶来的诗人田间。

　　大家正在等待，群众艺术馆的召集人苑纪久推着自行车走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位个子不高、面容消瘦的中年人。放好自行车，苑纪久向大家介绍：“这是田间老师。”我们上前与田间握手，他笑着问我：“你在部队工作啊？”我说：“在军分区。”大家握过手，簇拥着他，沿着楼外的斜梯往楼上走去。我刚接触文学界，懵懵懂懂写诗。只知道田间是诗人，不知道他曾是河北省文联主席。

　　苑纪久是骑着自行车去火车站接他的，让他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保定火车站到莲池，走最繁华的裕华路，有四五里地，当时，只在体育场前面的十字街上有一个交通岗亭，坐在后座的人只要提前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过了岗亭再跳上去就是了。书本里的著名诗人田间，就是此时那个从自行车后座跳下跳上的田间。

　　群众艺术馆小楼二层有一个大房间，里面已经摆放了一二十把椅子，田间把椅子摆在当中，我们围着他坐下，听他讲话。那次，他好像是讲“怎样写诗”。他口齿清楚，表达流畅，从最基础的方法讲，还背诵了自己创作的几首诗，一边背诵，一边拆开讲内容。我因为是第一次听诗歌课，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散会后，我们一起下楼，我看到作家徐光耀、韩映山正在与田间说话，都很高兴的样子，看来他们过去就很熟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到群众艺术馆送稿，见到苑纪久。他们办了一本很薄的小32开的内部杂志《保定文艺》。我将稿子交给苑纪久，又聊了几句田间的讲课，我说，听了讲课很受启发。他说，田间担任过《河北文学》的主编，出版过几十部诗集。我听了，有点儿咋舌。那时，不要说几十部诗集，像我们这样的文学青年，发表一篇诗作都很难。

　　“进来！进来！我看看”

　　1979年秋天，保定市群众艺术馆在青年路举办了一次为期三天的学习班。那次学习班，田间也去了。

　　报到当天，我在楼下看到苑纪久，问他：“田间在哪个房间？我想请他看看稿子。”苑纪久告诉我房号，还鼓励我：多听听意见。

　　我按照苑纪久告诉的房号到二楼，推开门，看到屋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好像都是田间在保定的熟人。我迟疑了一下，犹豫是进去还是退出去？田间满面笑容地问我：“有事啊？”我说：“我想请您看看稿子……”说着，把手里的稿子晃了一下。田间说：“进来！进来！我看看。”说着，接过我手里的诗稿，放在桌子上，掏出一支铅笔就在上面改。

　　我在他身边看着他改，他一边改，一边给我说。大概改了十几分钟，都改完了，我非常感激地接过稿子。他还嘱咐我：“哪里看不清再找我，我还得住一两天呢。”

　　1980年4月25日，河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参会代表1000多人，我作为作协代表参会。

　　开幕式当天，我早早去了，走进灯光明亮的大礼堂，看到会场上人还不多，只见主席台上有人走动，定睛一看，文联主席田间正在主席台入口处与人说话，我赶紧走过去和他打招呼。

　　田间还记得我，我走到近前，他迎过来，满面笑容地与我握手：“参加会来了！”我赶紧搭话：“昨天晚上到的。”他说：“保定来的不少啊！部队作者多吗？”我说：“保定来了30多人，部队作者一共两个……”正说着，又有人过来与他说话，他说：“我先与老朋友见面。等有时间再细聊……

　　“时代的鼓手”

　　过了几年，我看到一篇《田间自叙》刊登在《新文学史料》上，总算对田间其人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田间原名童天鉴，安徽省无为市人。1934年，19岁的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未明集》，反映中国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苦难生活，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20岁那年，他又出版了反映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中国牧歌》和以红军长征为背景、讴歌农民反抗斗争的《中国农村的故事》。虽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恫吓，作品被列为“禁书”，他却成为受到上海诗歌界认可的少年才俊。1937年，田间在武汉期间，一气呵成的长诗《给战斗者》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即刻震撼文坛。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阅后称田间为“时代的鼓手”。

　　1937年冬，田间和聂绀弩、艾青、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人共同奔赴抗日前线山西省临汾市。1938年夏，他随女作家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关卡，翻过高山大河进入延安，被安排住在“西北大旅社”，这是当地一处比较好的客寓所。住下当天，他遇到了作曲家、钢琴家冼星海，按照田间自己说是“他乡遇知音”，两人熟识起来。冼星海请田间写一首歌词，田间很快写下歌词《反攻》，交给了冼星海。冼星海当夜谱曲，第二天就拿去给田间唱。

　　田间到延安后，遇到另一个著名诗人柯仲平。两人合作促成了延安的一件大事——“街头诗运动”。柯仲平是云南人，早年在昆明读中学时就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24年，在北平法政大学学习期间，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38年8月7日，延安城内的大街小巷、街头城墙，张贴起一首首街头诗。大街的中心，悬挂着几幅红布，红布上也写着“街头诗”。延安的诗人们，就管这一天叫作“街头诗运动日”。

　　街头诗影响很大，不但延安满城都是“街头诗”，很快扩展到晋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街头诗”简短有力、朗朗上口，可以写在墙上、挂在树上，激发了根据地群众的抗战热情。

　　1956年7月1日，田间应邀参加在中南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35周年大会，毛泽东同志与田间亲切交谈。在谈到抗战时期延安的“街头诗运动”时，毛泽东同志说：你们搞的“街头诗运动”影响很大，各解放区都写“街头诗”，对革命起了很大作用，文艺配合革命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在“街头诗运动”中，田间还写了短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这是田间最具时代性的作品。　　   （摘自《传记文学》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