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泰戈尔首度访华一百周年。当年，泰戈尔（当时译为“太戈尔”）访华曾引发两种不同的态度：粉丝般的欢迎和喷子般的批判。茅盾也参与了有关的讨论，他的态度如何呢？

　　空灵的无用之物

　　泰戈尔访华期间（1924年4月12日-5月30日），茅盾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发表两篇文章，即1924年4月24日发表的《对于太戈尔的希望》和5月16日发表的《太戈尔与东方文化》。在《对于太戈尔的希望》中，茅盾先说：“我们敬重他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他接着说：

　　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

　　之所以反对泰翁高唱东方文化，主要是因为茅盾认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底国民革命……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贼兵’！”

　　在国家内忧外患、图存救亡的时代语境里，作为革命现实主义者的代表，茅盾所需要的或呼吁的无疑是比较功利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思想武器。茅盾反对泰翁创造诗的灵的乐园，主要是因为“中国青年底思想本就太蹈空，行为本就太不切实，意志本就太脆弱……我们极不赞成再从而变本加厉，把青年思想引到‘空灵’一方面，再玩起什么‘无所为而为’的把戏。”

　　无疑，茅盾把泰戈尔的诗歌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诗集《吉檀迦利》当作空灵的无用之物，甚至类同于马克思所说的“精神鸦片”，所以，他要力批泰戈尔的这个文化倾向。

　　始终在关注泰戈尔

　　茅盾是中国最早关注、译介和报道泰戈尔的人士之一。早在1920年1月，茅盾就翻译了泰戈尔短篇小说《骷髅》，发表在《东方杂志》，署名“雁冰”。

　　作为《小说月报》主笔，茅盾亲自为“海外文坛消息”栏目撰稿。在1921年3月10日出刊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3期上，有署名“沈雁冰”所撰的13条消息。其中一条的标题是《印度文家太戈尔的行踪》。其文曰：

　　印度文学家太戈尔是去年到纽约的，纽约文人曾以科学艺术协会的名义宴请太戈尔。太戈尔打算在东美各大城镇演讲后，再到西美。

　　1921年已离泰戈尔获诺奖有八年之久，那个新闻的风头早就过了；可见，那个年代，茅盾始终在关注甚至追踪泰戈尔。

　　1923年，茅盾将《小说月报》主编的位置传给好友郑振铎。郑振铎迷恋泰戈尔，矢志不渝。他接任《小说月报》主编之后，在1923年出版的第14卷第9、第10号连续刊发了上、下两期“泰戈尔专号”，又在1924年第15卷编发了“欢迎泰戈尔先生”的增刊。正是在第14卷第9号那期“专号”上，茅盾“与郑振铎选译太戈尔的《歧路》”。

　　正因为茅盾之前对泰戈尔不仅相当了解，而且还有点爱戴，所以才会提出殷切希望。在写作《对于太戈尔的希望》时，他的语调还是温和的，他的视角还是双面的，评价还是辩证的。

　　两篇奉命文章

　　从4月12日到5月12日，　　  泰戈尔不辞辛劳，在中国四处密集演讲，依然故我地讲他固有的思想。他的观点像一颗颗炸弹，投向中国思想界，爆发出许许多多热烈的议论。有人肯定他，有人否定他。茅盾属于后一种。他的《太戈尔与东方文化》类似于驳论文，针对的就是泰戈尔在中国的言论。

　　在《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中，茅盾不仅驳斥泰戈尔的观点，而且用语尖刻，态度峻厉。比如他情绪化地嘲讽泰戈尔：

　　空空洞洞地弄诗人的狡狯伎俩；这真使我失望极了！我不由得不怀疑太戈尔所谓东方文化，或者就是上海人所谓“卖野人头”罢了！

　　“卖野人头”是上海人口头的骂人话！意思是以虚张声势的方式蒙骗人。茅盾写到这里，自己都在问：“我的话过分么？”那么，茅盾为何如此“过分”地指斥泰戈尔呢？他对泰戈尔的态度为何从热心译介突然转变为破口詈骂呢？在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中，茅盾透露出个中蹊跷：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泰戈尔访问中国，我写了两篇短文。泰戈尔的访华，使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十分激动，也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写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我的这两篇文章，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写的。

　　原来他这两篇文章是奉命写的。奉谁的命呢？1924年陈独秀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而且也在上海，与茅盾过从甚密，名为上下级，实为同志兼战友，尤其是在文化论战方面，两人经常同时出战。往往是陈独秀授意，茅盾配合。陈独秀不仅让茅盾写批泰文章，而且自己披挂上阵，追着泰戈尔打。他不仅打得频繁，而且异常凶猛。从1923年秋冬至1924年5月泰戈尔离华前后，陈独秀在不长一段时间之内发表的批泰文章约20篇，甚至不惜自己作为中共领袖的羽毛，采取谩骂的方式，比如把泰戈尔比作人妖，再如直接以《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为标题。

　　他如此疾言厉色骂上门去，让人匪夷所思。要知道，陈独秀是最早引进且赞赏泰戈尔的人之一（比茅盾还早）。近十年间，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态度为何有一百八十度的剧变？茅盾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

　　当时，就泰戈尔之来中国宣传“东方文化”而表示反对者，有好多人写文章，发表的地方也不光是《觉悟》。这是响应共产党对泰戈尔的评价，也是对于别有动机而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之反击。

　　原来陈独秀和茅盾等激进左派（还包括郭沫若、瞿秋白和张闻天等）之所以反感泰戈尔访华所发表的言论，除了反对泰戈尔本人外，还有意借此反击“别有动机而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　　　　　　   （摘自《文学自由谈》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