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有人知的是，苏轼（见图）不仅文学造诣颇高，在法律领域也颇有贡献。

　　科举佳作初显法律思想

　　苏轼出身于书香世家，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苏轼将儒家理论融贯于法律思想中。其祖父苏序为人豪爽豁达，淡泊功名，乐善好施，对苏轼的济世思想影响甚深。父亲苏洵则是自学成才的楷模，擅长散文，尤善政论，他的政治革新观点深刻地影响到苏轼的立场。

　　1057年，22岁的苏轼在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中，凭借《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深得主考官欧阳修和小试官梅尧臣的赞赏，进士及第。在这篇文章中，苏轼法律思想的核心观点已初步形成。他写道：

　　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苏轼认为，在奖赏和惩罚时应持有审慎的态度。对于有疑问的惩罚，应倾向于宽恕；对于有疑问的奖赏，应倾向于给予。这体现了他“慎刑”的思想，强调法律的实施应以宽厚为本。他还写道：

　　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他主张在罪行有疑问时应从轻处理，在功劳有疑问时应从重奖赏。他强调宁可放过犯罪者，也不愿错杀无辜。而对于赏罚的力度，苏轼写道：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在他看来，奖赏和惩罚都应适度。过度的奖赏和过度的惩罚，都违背了“仁”与“义”的正当原则。他借古喻今写道：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

　　他坚信，重赏严罚都不如通过道德的力量来引导人们，需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真正的治世之道，仍然在道德的引导。

　　凤翔断案保护百姓权益

　　1061年，苏轼通过制科考试，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的职位。在凤翔任职期间，他接触到了大量的民间诉讼，目睹了百姓因苛捐杂税而困苦不堪的景象。他意识到，法律不仅是治理工具，更是保护百姓权益的重要手段。苏轼在处理案件时，注重事实和证据，力求做到公正公平。他反对因循守旧，主张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法律。

　　例如，苏轼曾处理过一起因土地边界不清引发的纠纷。两位村民因田地边界问题争执不下，甚至大打出手，闹到了官府。苏轼亲自前往现场勘查后，发现双方的土地契约都有些模糊之处，难以明确界定边界。于是，他召集了当地有威望的长者和乡邻，共同商议解决方案。苏轼提出，双方各退一步，以中间的一条小溪为界，重新划分土地。他还建议双方在小溪两岸种上柳树，作为永久的边界标志。这一方案得到了双方的认可，纠纷圆满解决。

　　又如，在一起债务纠纷中，一位农户因连年灾荒，欠下了官府和富户的债务，无力偿还，被富户告到官府。苏轼深入了解农户的实际情况，发现其并非故意拖欠债务，而是因自然灾害导致庄稼歉收，生活陷入困境。于是，苏轼一方面与富户沟通，劝其体谅农户的难处，适当减免债务；另一方面，他向官府申请，为农户提供一些救济粮和种子，帮助其恢复生产。他还建议官府放宽债务的偿还期限。最终，富户被苏轼的诚意所打动，同意减免部分债务，官府也批准了苏轼的申请，农户得以渡过难关。

　　施政体现“以民为本”理念

　　苏轼到任凤翔后，发现官府催缴债务的方式极为粗暴，甚至有人因无法偿还债务而被关押。他一方面按照正常程序上报朝廷，另一方面利用私人关系敦请三司使尽快解决。

　　此外，苏轼还成功改革了“衙前之役”制度。这是一种代官府押送纲运、保管财物并包赔损失的差役。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苏轼详细阐述了“衙前之役”的危害，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例如，让百姓自行考察水情，在渭水、黄河涨水期之前，择机运送木筏，由衙吏监管即可。这些改革措施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此后，“衙前之害减半”。

　　在凤翔，苏轼还展现了自己发展产业的才能。例如，凤翔的酒业因官府的严格管制而发展受限。当时，朝廷实行“榷酤”制度，官府垄断酒曲的生产与销售，民间酿酒者需从官府购买酒曲，导致酒曲价格昂贵，且供应不足，凤翔酒业萧条。苏轼于是上书朝廷，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主张取消官府对酒曲的垄断，允许民间自由酿造，官府则通过征收酒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苏轼的建议被采纳。此后，凤翔的酿酒业迅速繁荣起来，酒税收入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岭南归途坚守“以法活人”

　　公元1069年，也是熙宁二年，苏轼33岁再回汴京，正遇上朝廷开始推行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也就是王安石新政。苏轼反对变法，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全面驳斥了新法，认为新法虽有富国强兵之名，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他主张“省费用”，反对“厚敛于民”。此后十余年，他多次上书反对新法中的“青苗法”“免役法”等政策，认为这些政策与民争利，损害了百姓的利益。他提出“均户口”“较赋役”的主张，试图通过合理的土地分配和赋役调整来缓解社会矛盾。其“以民为本”的法律思想完全成熟。

　　1093年，苏轼被贬至广东惠州。在贬谪期间，苏轼依然关注民生。他主张“以法活人”，认为法律不仅应惩罚犯罪，还应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晚年苏轼虽多次被贬，但其依然通过自己的言行，展现了对法律与民生关系的深刻理解。他主张“法贵简约”，认为法律条文应简明扼要，便于民众理解和遵守。在执法上主张宽厚，强调“慎用刑罚”，法律的实施应以仁爱为本，通过德治来引导民众遵守法律——这与22岁那年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并无二致。他在《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中指出，法律的实施应以民心为依归，反对过度征收赋税，主张减轻百姓负担。这与他在凤翔的实践也系出于同一初心。　　 （摘自5月22日《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