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见图）的新书《赵宋：如是我见》近日出版。书中，她写到了苏东坡在惠州时的生活。他没有行政责任，却始终关注民生，热心“基建”，向当地官员建言献策，颇像今天政协委员的“提案”。

　　赵冬梅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她在履职的过程中意识到，批评是容易的，但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却很难。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在她眼中，相对于人物与事件，制度才是历史发展中更具根本性的因素，它的作用是结构性的。

　　制度是如来佛的手掌

　　1988年，赵冬梅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她又考取了本系研究生，以宋史为研究方向。

　　政治史和制度史是北大历史学系的长项，赵冬梅做的研究也是制度史。英雄故事、权谋秘技，这些普通人在历史里搜寻的东西，在研究制度史的人看来，多少有些浮于表面。赵冬梅说，她不喜欢现在流行的一种读史方式：对每件事情都恶意揣度，“细思极恐”，读出阴谋和办公室政治。因为这样阅读历史，就好比看《西游记》里孙悟空和神仙妖精打架，只看个表面热闹。但其实，所有人都逃离不了如来佛的手掌——这个手掌，就是制度。“吃透了制度，再来看历史的兴衰起落，就能看到边界和范围，明白为什么是那样，进而思考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什么。”

　　赵冬梅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武举，出版为《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一书。1995年她开始念博士，继续做宋史，博士论文写的是武选官，后来出版为《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过去人们认为宋朝官员分为文武两部分，但赵冬梅看到，其实是三部分：文官、武选官和军职。武选官这种职位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是宋代制度复杂性的产物。赵冬梅研究的是军事管理制度，但是她和导师都看到了制度下渺小的个人。

　　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

　　2011年，《百家讲坛》邀请赵冬梅讲宋史。赵冬梅对此很犹豫，因为过去没有北大学者上过《百家讲坛》这样的平台，很多学院派学者对在大众传媒上讲历史持有怀疑态度。但她看到，大众对文史知识的渴求非常强烈，历史学者应该回应这种求知欲，而不是眼睁睁看着文史科普市场被错误的观念、陈旧的知识所占领。

　　2012年2月，赵冬梅登上《百家讲坛》，开讲《千秋是非话寇准》。第二年，她又讲了《司马光》。之所以讲寇准和司马光，是因为她认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有血有肉的大人物，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赵冬梅发现，面向大众讲比给北大学生讲课难得多，因为既要严肃，又要通俗。以寇准为例，她先要遍寻史料，然后要结合她擅长的制度史、政治史进行研究，因为她不想只讲寇准的生平事迹，她更想要讲述一个时代的故事。

　　王侯将相之外，赵冬梅始终关注着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在她的音频课程中，她讲了许多普通人。赵冬梅把自己面向大众的历史普及工作称为“光滑叙事”，意为态度是严肃的，依据是扎实的，但表达方式是流畅的，外表是通俗的。“如胡适先生所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是我们历史学的基准底线。”这些故事，后来结集出版为《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研究宋史是因为苏东坡

　　学生时代，赵冬梅选择研究宋史的一大原因是苏东坡。她认为，任何时代都不乏有权势、有才华、有学问的人，唯独缺有趣的人。苏东坡就是有趣的人。赵冬梅甚至觉得，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爱”的人物，没有之一。她想，能孕育苏东坡这样的人的时代，一定是值得研究的时代。

　　赵冬梅注意到一个细节：被贬惠州的第11天，苏轼就已经酿好米酒，与友人聚会。在她看来，无论是苏东坡，还是范仲淹被贬后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后修岳阳楼，都体现出开阔和达观的心境，这与其他朝代的被贬者有很大区别。

　　苏东坡屡次遭贬，依然积极向上，乐观豁达。赵冬梅觉得，当代人可以从他身上学到防止“内耗”的方法：永远爱自己，还有，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