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的父亲吴显齐，亦即我的家公，1941年离开家乡远赴重庆，投考教育家陈礼江创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九年间辗转于重庆、南京、上海，在重庆度过五年。

　　父亲去世20多年后，2024年末，西南大学文学院何宗美教授邀请吴承学赴渝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特意安排寻踪之旅，意在探寻1945年轰动文化界的大足石刻考察团往事。当年吴显齐是考察团成员，刚满25岁。

　　这次寻踪一路走，一路翻看《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考察团日记成为我们此次寻踪的指南。时代巨变，早已抹去当年许多痕迹，幸有文字和图片在，为烽火年代的巴山蜀水，为一群民国知识分子，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

　　考察团阵容

　　从考察团日记我们得知，大足石刻重新被发现，绕不开两个人：时任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大足县耆儒陈习删。1944年冬，担任《大足县志》总纂的陈习删，把县志书稿送往学典馆印刷厂印刷，杨家骆问起当地摩崖造像情况，知“其未被注意者甚多”，两人遂议定组团考察，意在“使大足石刻经过科学的艺术考古工作而确立其地位”。正是通过这次考察，“大足石刻”得以正式命名，更得以闻名于世。

　　今日看来，考察团阵容依然令人咋舌：学界名流有出版家、辞典学家杨家骆（任考察团团长），以金石考古、书法篆刻著称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傅振伦，复旦大学教授朱锦江。政界人士有辛亥革命元老何遂，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雷震。专业人员有庄尚严（后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梅健鹰（后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四知（后拍摄过电影《铁道游击队》《宝莲灯》等）和吴显齐。随行人员有顾颉刚夫人张静秋，何遂之子何康（后曾担任国家农业部长等职）、副官苏鸿恩。还有考察团总干事程椿蔚。

　　吴显齐当时是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辑，同时在杨家骆学典馆兼编辑。本来电影厂厂长李清悚原定亲往大足考察，因故未去，派去了摄影师冯四知和编辑吴显齐。机遇的降临看似极偶然。

　　这是一次高效率的考察，全程13天，成员分工明确：

　　鉴定时代、命定窟名者：杨家骆、马衡、何遂。收集碑记文字材料者：顾颉刚、庄尚严、朱锦江。拍摄影片照片者：冯四知。绘制像饰者：朱锦江、雷震、梅健鹰。椎拓者：傅振伦、苏鸿恩。编定窟号、丈量尺寸、登记碑像者：何康、吴显齐。总干事：程椿蔚。文书：张静秋。编辑：吴显齐。

　　途中，考察团商议推出《大足石刻考察专号》，决定“由顾颉刚、杨家骆、朱锦江、马衡、何遂、庄尚严、傅振伦、吴显齐分任撰述”，其中《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下简称《日记》）交给了吴显齐。

　　乍一看，青年吴显齐似乎和大师们比肩而立，确切地说，是大师们让这个年轻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吴显齐当时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独具慧眼的李清悚和杨家骆发现他的才华，在大足石刻考察中擢而用之。于是乎，严谨求证的历史学家、考古专家们，和这个文思灵动的年轻人之间擦出奇妙火花——当考察团昭告天下，大足石刻的发现“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可以和云岗、龙门媲美”（《日记》）时，沉睡千年的摩崖石刻仿佛也被注入鲜活灵魂。这方面，吴显齐无疑着力甚多。

　　不负厚望

　　自称“因将逐日见闻，随时笔记，聊供参考”的吴显齐，所记并无闲笔。1945年夏，抗战胜利在望，考察团从北碚出发，途经合川、铜梁至大足，全程270里，路上走了两天。日记对川东沿途风貌、地域经济、人文景观、民生现状等，皆有生动描述，构成考察的时代背景。只可惜，许多景物现已无缘得见。

　　如今从北碚去大足，已无复当年的舟车劳顿，全程高速一小时即达。当年考察情形通过日记，却依旧鲜活。第一次站在龙岗山，吴显齐发出慨叹：

　　佛湾形如月牙，自南向北，长达半里。沿山凿路，摩崖造像，龛窟相连。洞口向西，在阳光里，灿然如蜂房。这是唐宋石刻的陈列馆，可惜埋在时间的尘土里。

　　第一次登上多宝塔，吴显齐为发现宋代匠人伏小八的造像镌记欣喜若狂：“这个在古代社会没有地位的雕刻家，他的名字，在我们的拭拂下，放出新的光彩。”宝顶山的千手观音更是令吴显齐五体投地：“向来刻千手观音者不过多刻数手，以示多手之意，而此则真有千手，且从一体伸出，恍若自然天生。每手各执一物，金碧辉煌，心摇目眩。我立像下仰视久之，见各手若在摇动，鬼斧神工，叹观止矣。”（《日记》）

　　吴显齐不负厚望，当月就完成《大足石刻考察团日记》，写出《大足石刻》影片脚本，影片播出后引起轰动。他同时在《新中华》杂志发表文章《介绍大足石刻及其文化评价》。他的名字也和大师们的名字一起，被刻进龙岗山石碑——当年考察团应大足县参议会要求“撰文勒石，作为纪念”，刻下这块石碑。现在，这块碑刻已成宝贵文物。

　　师生情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吴显齐在国统区求学，后来供职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又是当时教育部机构，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急切返回枫溪，希望报效家乡教育，却屡遭冷遇。吴承学四岁那年，父亲被借故调动到县里最边远的凤凰山区中学教书，长达17年。

　　在吴显齐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特别大：杨家骆、李清悚。他们既是青年吴显齐的恩师，也是晚年吴显齐的挚友。尽管20世纪40年代彼此相处只有短短几年，他们的情谊却延续至生命尽头。究竟是怎样的情谊，能够跨越如此遥远而漫长的时空？

　　展读李清悚1989年10月13日写给吴显齐的回信，我受到极大触动。作为民国著名教育家，李清悚1927年创办南京第一中学；抗战时期参与创办有“中学版西南联大”之称的重庆国立二中；继而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任厂长。音信中断40年后，接到吴显齐的信，李清悚显然喜出望外，回信写了满满四页纸。现在读之，仍犹觉纸短意长。年长17岁的他，抬头径呼“显齐贤弟”，起首便是：

　　顷接你十月五日函非常高兴。我是一九四八年接受美国N.E.A奖学金赴美考察，本是一年计划，后因淮海战役结束大军即要渡江，我怕南京、上海解放我无法回来就改变计划，提前于一九四九年初回国。当时我在南京政治大学和中央大学两大学任教，两大学就要迁台，我携家眷到上海观察形势，决计不赴台湾。湖南师院和贵阳师院送来聘书我也退聘，当时笑谓我是“四大皆空”。记得你赠我一尊白瓷观音像，我正可投入空门。此像在文革中已破四旧，但你盛意我没有忘。

　　这显然是一位幽默睿智，念旧达观的长者。

　　吴显齐来信一定问到了1948年去台湾的恩师杨家骆。李清悚在信中详细作复：

　　杨家骆先生在台北大学任文学院长，著作极富，学术上颇有成就，去年脑癌幸痊愈。师母去世，子女多在美国，家庭生活较寂寞。我和其姐弟六十年代后极少通信，上周其三弟给我信说，他第一次有亲笔信来。过去他的情况都是南京一中在台校友回大陆来看我时的所谈。我年长他十岁，他已七十八岁的老翁矣。

　　李清悚最后写道：“此复望常通信，即祝秋祺！李清悚手启。”这是自1948年离别后，李清悚和吴显齐第一次在信里重逢，也是最后的重逢。1990年，李清悚与世长辞，享年87岁。

　　终其一生，吴显齐都没能和杨家骆重新建立联系。1991年，杨家骆在台北逝世，享年80岁。两岸实现“三通”，已经是十余年后的2008年。

　　2000年2月8日，80岁的吴显齐在潮州的家中安详离世。就在他去世前两个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45年为乙酉年，故大足石刻考察团史称“乙酉考察团”。乙酉之年四五月间，吴显齐随考察团第一次进入大足石窟群，从那一刻起，他们就完全陶醉了：“像在历史长河里泛舟旅行”（《日记》）。　　（摘自《随笔》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