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的金库
《新华日报》于1938年至1947年在重庆坚持发行了近十年,是让当时国统区民众了解中共大政方针的主要宣传阵地。周恩来亲自兼报社董事长,社长是潘汉年,还有一名总经理熊瑾玎。熊瑾玎专管报纸出版经费筹措和发行工作,他是一名老地下党员。那时陕西延安的共产党人缺衣少食,不可能有什么经费资助,要在国统区维持一份大报的生计,熊瑾玎可谓呕心沥血。谈及此处就不得不提起一位年轻的商人。
这位在重庆办酒精厂的商人,当年刚届而立之年。他后来回忆:
从1940年到1946年,我一直通过周竹安,为《新华日报》提供了大量的周转资金。……每当报馆经费短缺之时,熊瑾玎总是直接的而更多是通过周竹安找我商借,成百万,上千万,总是要多少就借多少,一口答应。这些资金,不但不计利息,而且连法币贬值的损失也不要报馆负担。……朱端绶等人不止一次地讲过:“那时的国防动力酒精厂就是《新华日报》的金库,随时需要就随时到周竹安那里去取用。”
朱端绶是熊瑾玎的夫人,她说的国防动力酒精厂的年轻老板名叫任宗德,周竹安是任的助手,也是经熊瑾玎安排在他身边的地下党员。
任宗德的大名对于老一辈电影从业者应该不会陌生。1947年在全国公映的昆仑影业公司制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应该算得上创票房奇迹的电影。而任宗德就是这部影片的主要投资人和制片人。
成立昆仑影业公司
1946年10月间,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周恩来在即将离沪宁返延安之前,在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约见了任宗德和及其妻子周宗琼。陪同会面的还有李维汉、邓颖超、翦伯赞、华岗、范长江、沈钧儒等人。
周恩来对我谈了许多话,……概括起来,周公对我的要求和嘱托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我把大孚出版公司办下去;二是要我尽力支持好新组建的电影制片机构,坚持住这一文艺阵地。……
相较于出版公司,投资发展电影制片机构的事,十分曲折复杂。以凤凰联谊社成员为班底,组建新的电影制片机构,定名为“联华影艺社”,于1946年6月在上海徐家汇正式宣告成立。投资人是章乃器、任宗德和夏云瑚。在艺术创作方面,由阳翰笙牵头,制片由孟君谋负责。
联华影艺社一成立,就决定投拍两部故事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不久,作为总召集人的章乃器先生表明了坚决退出的态度。此后,联华影艺社改组为影业公司。任宗德提议采用“昆仑”这个名称,大家也表示赞同。1947年5月,由联华影艺社改组的昆仑影业公司成立。
仅过数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即将杀青之时,“夏云瑚突然提出他不愿再干了,要撤出资金,出国另谋发展”。为顾全大局,任宗德急忙拿出几万美元给摄制组,以保证最后拍摄和后期费用。任宗德尤觉不能辜负周恩来的信任和厚望,决定担负起总管全公司投资经营的重担。之后昆仑公司出品的影片,均由他任制片人,由他出资筹资进行拍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让人无比欣慰的是,当年昆仑公司影片的上映,一举打破了外国影片独霸中国电影市场的垄断局面。
损失最为惨重的人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城解放。第二天,刚进城并担任上海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陈毅)的夏衍给任宗德打来电话:我们回来了!任宗德激动得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想起了周恩来在1947年10月临别叮咛说“等着我们回来!”的情形。
6月下旬,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发来电报,邀请任宗德到京商议要事。飞抵北京的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底层大客厅举办晚会,周恩来在麦克风前说,今天举办晚会,有两个目的,其中之一是欢迎昆仑公司总经理任宗德先生来到北平,任宗德听得受宠若惊。回沪前,经与多方商议,任宗德决定投拍故事片《武训传》。
该片由著名导演孙瑜编导,40年代中期,孙瑜偶遇陶行知,陶先生当时正在重庆宣扬“新武训运动”,即送给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介绍清末山东堂邑县人氏武训通过卖艺讨饭积攒钱财兴办义学的“苦操奇行”。孙瑜激动万分,决定改编成电影剧本,尽力推上银幕。
1950年底《武训传》全部拍摄完成。在经过上海市、华东局、中宣部、文化部及政务院多轮审看,甚至送到中南海请周总理和百多位中央领导一同观看后,顺利完成所有规定程序,拿到“准予上映”的执照。
1951年2月,《武训传》正式在全国上映,“一时好评如潮,夸赞盈耳,推崇备至”。但两个月后,风云突变,《武训传》被判定为一部进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的影片,有“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
而刚届不惑之年的任宗德,可能是这场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人。1952年春,昆仑等八家私营电影公司合并成立了上海联合电影厂,次年春,又合并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宗德被安排任财务处副处长。1954年夏,经组织安排,他被调到北京中央电影局工作,任基建处副处长。离沪去京前,为了结束昆仑公司,任宗德变卖个人资财,将当时公司负债的几十亿元(旧币)全部垫补,自己的财产已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