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娅娜·法拉奇（1929年6月29日-2006年9月14日）有“世界第一女记者”之称。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她做战地记者，也做人物记者，接受她专访的既有希区柯克、玛丽莲·梦露，也有邓小平、基辛格。不过轮到她评价自己之时，有时却是“我是个慢吞吞、啰唆、总也不满意的写作者”。法拉奇的童年是不幸的。关于这段日子的记忆，她本人说的是“战争、恐惧、饥饿、苦难，与大人们并肩同敌人战斗的骄傲，以及由此造成的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痛”。她在《我不相信神话》中开始回忆人生，去思考“生命”这个命题。

　　老年是美好的，因为老了之后，我们就能明白那些青年，甚至成年时期都不明白的事情。随着经验、知识和阅历的积累，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楚，或者至少清楚许多。有的人将此称作“智慧”。至于我是否可被归为“智者”，我并不知道。有时我觉得自己并非此类人。但我知道，由于那些经验、知识和阅历，我的头脑确实比之前好用了许多，就像经年发酵的红酒……

　　当我回顾过去时，我从不为了已经失去的年轻岁月而哀叹，而是为那些我不曾做过的事、不曾拥有的体验而惋惜。当我望向未来时，我不害怕随着年龄增长而将面对的身体的衰弱。如果说有害怕，也是害怕身体不曾衰弱，因为若想永不衰老，就意味着我们将在年轻时死去。

　　我还记得祖父说过类似的话：1940年战争刚刚爆发，我的祖父，我父亲的父亲，已经很老了。他在佛罗伦萨的托赛利街准备登上一辆有轨电车，和所有的老年人一样，这要花费不少工夫，上车的台阶对于他们来说那么高，所以可怜的祖父只能一点一点向上挪……他身后跟着一群也想上车的坏小子：“赶紧，赶紧上去。快点儿啊，该死的老头儿！”祖父转过身……我和那帮坏小子们跟在他的身后，双手正抓着台阶的扶手……“说得没错，老头子确实该死了，愿上帝保佑不会让你变老！”

　　我并不惧怕死亡。它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当我还是个孩子，在二战纷飞的炮火中奔跑，跨过那些未能来得及跑远的人的尸体时，我就知道什么是死亡。我了解它，因为我在许多地方，以许多种方式与它擦肩而过。比如在墨西哥，世人皆知当时在我身上发生了些什么。比如在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约旦、黎巴嫩，我身为战地记者，总是身陷于武装冲突之类的危险境地。还有当他们杀死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时，当癌症相继带走我的母亲、父亲、妹妹奈拉和伯伯布鲁诺时。直至今日，由于我正忍受的疾病和那些认为我有罪，甚至将我妖魔化的人，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死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想说的是，因为一再经历死亡，感受它发生在我周围甚至是我身上，我竟与它有了一种奇怪的亲密感。所以，死亡并不能让我惧怕。

　　也许你们更应该问我：死亡会让你感到遗憾吗？那么我会回答，是的，非常遗憾。因为即使境遇再糟糕，生命也是美好的：太阳是美好的，绿草是美好的，蓝天也是美好的。还有美味的食物、甜蜜的吻……

　　所以我不会因为任何理由选择流产，任何理由！想象一下，当我还是一个几毫米的胚胎时，有人跟我说：“嘿，奥莉娅娜，如果你生下来，长成一个小孩，你会挨饿，还会在六岁的时候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焚化炉里，那么你还愿意出生吗？”我会回答：“是的，至少我能活六年。在这六年的时间里，我可以看见太阳、绿草、蓝天，感受生命，满足我的好奇心。”所有的一切，甚至最撕心裂肺的痛苦，也好过一片虚无。

　　我正在走向死亡。每一天，每一分钟。我得了癌症，肺部有一个肿瘤，肺动脉有一个，气管一个，食道一个，肝脏一个甚至两个，垂体一个。双眼的肿瘤已经让我的右眼完全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看东西时雾蒙蒙一片。对了，结肠也许也有一个肿瘤。这种情况连纽约癌症医疗中心的医生们都未曾见过。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我的头脑依旧清楚，为什么我或多或少还能走两步，为什么我还活着。

　　通知我上周六磁共振检查结果的是法赫医生。他悲伤地挥动着手中的纸，看着我像《圣经》中罗得之妻一样一动不动，说道：“病情恶化得比我担心的还快。我们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了。”

　　我一直对尊严格外执着，我曾认为最重要的是活得有尊严，但现在我发现，有比活得有尊严更困难、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带着尊严死去。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