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汉斯·米勒、理查德·傅莱、雅各布·罗森菲尔德（罗生特）这三位犹太裔医生，经由不同的渠道抵达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技能服务于根据地军民，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米勒1951年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将其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39年6月，米勒随同中国同志从香港经越南进入广西，再抵贵阳八路军办事处，再转辗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9月，西安“八办”安排米勒跟随外国援助中国的600箱医药物资和一辆救护车前往延安。抵达延安不久，米勒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马海德的陪同和翻译下，他们谈德国、谈国际形势、谈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也谈德国的文学，歌德、海涅的诗，贝多芬的音乐。毛泽东的渊博健谈、诙谐幽默出乎米勒的意料，令他钦佩又喜欢，毛泽东建议米勒先到延安各处走走看看，熟悉当地的饮食风貌，不必急于工作。征求了米勒的个人意见后，他被分派到拐茆国际和平医院任外科医生。在此，他结识了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三位印度医生，才走出校园尚无实战经验的米勒强烈要求与三位印度医生一同上前线，申请被批准。

　　12月下旬，一行人经长途迂回跋涉，抵达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熟悉情况后，米勒与印度医生分别奔赴不同的岗位，米勒被派往距离王家峪不远的土河村八路军总部医院。

　　医院药品匮乏，设备简陋，“外科手术器械除米勒从德国带来的一套蛇牌的外科手术箱外，几乎没有一套像样的手术器械，有的甚至是土制的”。米勒不仅以自己的西医专长为伤病员服务、为根据地的百姓服务，在药物缺乏的情况下，他主动向中国医护人员请教，开始学用中草药治病，学会使用一些治病的偏方、土方，甚至亲自上山采摘当归、黄芩、益母草、车前子等药材，还学会了加工制作中草药。

　　百团大战打响后，米勒再三要求上前线，最终获准赴一二九师卫生部的附属医院。在他强烈要求下，又获准和一些医务人员组成一个临时战地手术队。经受了战争洗礼的米勒在百团大战后被安排在一二九师第一休养所任所长。

　　因长期劳累而患病

　　实战锻炼快速提升了米勒的医疗技术，将士们信赖他、喜爱他，但他终究是大学毕业不久缺乏历练的年轻医生，“没有白求恩的功底，也没有爱德华的阅历，在他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失败”。

　　为使伤病员避免因肢体的切除而造成终身残疾，经医院党委研究后，“时任白求恩模范医院院长詹少联决定，各下属医院的重大手术，必须得到医院领导的批准”。年轻好胜的米勒不满这个决定，以为这是针对他的，是对他的不信任。当米勒冷静听取领导和同志们的意见，理解了这个决定的重要性后，他的情绪即刻平复。

　　经过若干年的战地医疗救护，勤奋且虚心好学的米勒不仅丰富了医学知识，手术水平和战场救护经验更是大为精进。休养所解散后，他奉命组建了一个医疗技术力量较强的手术队，巡回在太行山各根据地，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战士的生命。常年穿梭奔波于日军“扫荡”部队之间的历练，还让他学会了如何打游击，如何穿越封锁线。

　　日军对根据地长期残酷的“扫荡”和“囚笼”政策，使根据地的物资极度匮乏。医疗任务繁重，食品缺乏营养，这一切使米勒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吃野菜、随地就寝、无法洗澡、满身虱子，这一切对原本生长在德国的米勒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却毫无怨言地忍了下来，但病魔接连向他袭来，疟疾刚好又得伤寒。八路军总部得知米勒身体有恙，不断去电一二九师询问米勒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下令尽一切力量救治。

　　1942年底，八路军总部致电延安请求将米勒调离前线。延安快速回电，请八路军总部立即护送米勒回延安。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再三劝说下，米勒依依不舍地离开战斗了三年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1943年春，米勒在根据地军民护送下安全抵达延安，继续在国际和平医院任职。年轻且身体底子好的米勒经过短期休养，健康迅速恢复，他又满怀激情地投入救死扶伤的工作之中。抗战胜利结束后，米勒向八路军总部提出了回国申请，总司令朱德和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各给米勒开了一张证明。朱德签署的证明书写道：

　　米勒大夫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1日起，迄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1日止，在第十八集团军卫生部服务，为少校医官。

　　抗日战争结束后，应米勒大夫本人之请求，准其离职，并对其服务本军，表示感谢，特此证明，布予查照。

　　不料，因战后德国的国情，回国心切的米勒不得已滞留在中国。在中国朋友的殷切挽留下，米勒决定暂时留在中国，并得到新的任命——冀察热辽野战总医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米勒一直留在中国，直至1994年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