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在阻止环境危机的同时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吗？摆脱贫困的过程往往要消耗更多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压力，而治理污染的措施反过来可能导致失业激增、物价上涨，最终由穷人“买单”。面对这一两难问题，法国经济学家卢卡·尚塞尔在本书中提出新的见解：社会正义和绿色世界的目标可以兼容，但需要公共政策做出实质性转变。

　　在那些已饱受不正义之苦的社会中，新冠病毒大流行让不平等雪上加霜。大流行导致了一连串的企业倒闭和破产，毫不意外，工作不稳定者、低收入者、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作者首当其冲。女性所承受的比男性更甚，黑人与拉丁裔女性所承受的则比白人女性更甚。社会、种族、性别等各层面的不平等相互交织。

　　这场危机除了带来一连串悲剧以外，也带来了机遇。但我们仍然需要下决心去把握它。为此，我们首先要理解其中的关键：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不平衡在起作用，以及它如何与我们的经济、政治、生态体制中现存的缺陷相结合？为什么近几十年来的环境失调首先是个社会问题？为什么生态是社会不正义的一个新领域？全世界的社会和生态危机是如何造成的，社会又如何面对？

　　20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向现代产权制度的过渡，我们的社会从中沿袭来了一种癖好，选择了不平等与环境危机：一方面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考虑分配和污染问题），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贫困化而私人领域受益。我们需要好好剖析这个（或这一系列）选择，以便了解如何在新冠疫情后、在环境限制下重建一个新世界。

　　当然，更好地了解政治选择与当前产生混乱的原因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些事件过后我们要怎么做？这几行字落笔之时，我自己正处于两类人之间：一方是崩溃论的拥趸，另一方则认为共享与慈善将取代商品化而急于宣布新世界的降临。危机过后，人类社会可以变得更好，也可以变得更糟，没有什么事先写好的剧本。未来属于那些懂得从过往中汲取教训并且为一个真正的社会规划团结奋斗的人们。

　　一个国家懂得在危机过后改弦更张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重创之后，欧洲国家重新团结起来，创建了全民社会保险，取消了战争遗留的债务（1953年伦敦会议），以便投资于未来。再更久远一些，美国通过重新定义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并且将商品领域“重新嵌入”政治领域，走出了1929年骇人的经济危机。

　　还有离我们更近的例子：2002年至2004年的“非典”流行过后，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等地区懂得调整其应对危机的政策，对新的流行病建立起反应性极强的机构和操作模式。

　　但是，由于人们没有吸取过去危机的教训，由于掌权者对变革不感兴趣，或是由于统治者对于如何实现变革未能达成一致，历史上也存在着很多催生了其他危机的危机。

　　日本在福岛核事故10年之后仍然没有在安全方面吸取全部教训，仍然在依赖核能和碳能源，在实现能源转型的努力上非常滞后。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没有被深入探讨。金融体系的监管目前虽然有所改善，但深层问题挥之不去：底层阶级收入微薄的问题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新的债务还在继续涌现，尤其是可能比次贷危机更不可承受的助学贷款债务。2008年以来，美国不平等的趋势实际上正在恶化，经济的危机已经催生了民主的危机，其症状包括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政治辩论的高度极化等。

　　在本书中，我讨论了摆脱当前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必要条件。最首要的条件有赖于就此问题展开严肃研究，制订社会转型方案，不再把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这两大目标对立起来，而是让两者成为统一、共同的社会规划。

　　要实现这个任务，社会科学和环境科学是最佳搭档，还需要对不同社会的得失进行比较分析，各个社会贫富不一，但都在面临不平等问题和生态制约的回归问题。这一全球性跨学科的调查研究构成了本书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