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安特生（1874-1960）于1914年应北洋政府的邀请，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在刚刚成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中，与担任所长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一起组织地质调查。1916年以后，安特生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促成包括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等几项重大考古发现，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

　　1925年安特生回到瑞典，第二年他便出版了《龙与洋鬼子》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为了一般西方民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了解的可靠信息来源。

　　盛赞中国文化的宽容性

　　中西之间不仅存在着正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误解和偏见。丁文江在向安特生解释什么是“洋鬼子”时说：

　　“洋鬼子”不应理解为辱骂，而是动物学里的定义。人类有深色眼睛和黑头发；魔鬼有红头发和绿眼睛。因此，洋人属于后者。这简单明了、无可争议，就像林奈依据植物的生殖器官将植物加以分类一样。

　　尽管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出发，洋人被“科学地”归在了具有红头发和绿眼睛的魔鬼类，但安特生依然认为，“在拥挤的大街上，当孩子们或者愤怒的暴民围追堵截一位洋人，怒斥其为‘洋鬼子’时，这就是骂人的话了。”安特生将这本书命名为“龙与洋鬼子”，是希望运用反讽的手段产生幽默的效果。“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洋鬼子”既是指安特生自己，也指一般的西方人。因此，书名的含义就是“中国与西方”。

　　在中国，尽管儒释道三教间也存在着不少的竞争和冲突，但最终它们能够实现共存和互补。与排他性的基督教相比较，安特生在他的书中盛赞中国文化的宽容性：

　　自最早的传统出现伊始，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包容度便极强，这使得受过教育的现代中国人在得知西方兴起的野蛮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异端审判、现代的异教排斥，甚至是各种派别的基督宗教等时讶异不已。

　　在安特生看来，中国并非西方人所认为的“一个毫无法度的异教徒国度”。安特生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讲，传授教义和信条是毫无价值的，“真正吸引他们、赢得他们尊敬、关怀和友谊的，是以身作则”。而自鸦片战争以来那些西方的基督教信徒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实在无法让中国人信服，进而相信这种上帝的宗教：

　　从1890年起的十年间，自诩为先进文明的西方列强，几乎都沉迷于强迫中国割地赔款，甚至提出无理要求，企图瓜分中国，划出各自的“势力范围”。这一切，如何让尴尬的“文明使者”粉饰侵略、美化暴行？

　　抨击“白祸”

　　安特生在书中特别抨击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图谋，他在《白祸》一章中写道：

　　1896年沙俄以三国干涉还辽有功，诱迫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将东三省的铁路修筑和经营权交给俄国、并同意战时开放使用港口……对中国人来讲难道不是一种“白祸”吗？

　　安特生非常辩证地看待西方和中国的关系，一方面他强烈谴责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和奴役的心态，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在中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发展过程中，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意义所在。安特生认为，废除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是保证中国司法独立的重要步骤。他指出：

　　中国现在的司法体系专横武断、尚不健全，政局也不稳定，所以目前不能像他国那样给外国人提供可靠的法律保护。要根据中国司法效率提高的进程，分步骤、分阶段地废除治外法权。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方保持克制，需要外方的善意。

　　19世纪以来，中国并非唯一授予外国侨民治外法权的国度，当时在亚洲的日本、泰国、伊朗、土耳其，在非洲的埃及、摩洛哥等所谓“未开化”国家，西方都曾采取强压的方法保护西方侨民单方面的治外法权。

　　其实早在1917年，中国因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为敌，从而废除了这两个国家侨民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安特生也提醒中国，如果想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又不妨碍中国自身发展的话，“需要中方保持克制，需要外方的善意”。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和瑞典的共同历史

　　由于瑞典没有参加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各种帝国主义活动，1912年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保持着与瑞典王国的友好关系。安特生之所以同情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同样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

　　瑞典人反抗外国入侵的历史长达五百多年，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当今中国人反抗外国人的斗争……瑞典最早的货币铸造，就是模仿外国的图案；瑞典早期也有从国外来的大量传教士，他们的目的是在瑞典传播基督教，这两点与当今中国的情况有明显的相似。

　　在安特生看来，作为北欧小国的瑞典周围有诸如俄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大国觊觎，其在历史上的境况跟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在《龙与洋鬼子》一书中，他常常以自己的祖国为例，解释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被西方列强所瓜分、奴役的历史。

　　在中国生活了11年之久的安特生，不再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孤立地来看待了，在《龙与洋鬼子》中，他总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中西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从而跳出了当时依然很流行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安特生的这部书将自己置于当时中国的位置，并由此来理解中国人在遭遇列强的瓜分和压迫时的感受，这是一种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将心比心”的做法。

　　1937年，安特生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再一次来到他魂牵梦绕的中国，希望继续之前他开创的史前考古学的事业。当时正值战争期间，并且他的好友丁文江早在1936年初就去世了。安特生只好于1938年转道回到了瑞典，那年他已经64岁了，至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国。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享年86岁。

　　（摘自 5月4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