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的数据，2020年以前，全国范围内的外卖女骑手比例一般低于10%。但这几年，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发现，从一线大城市到三、四线小城市，女骑手的数量越来越多，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增长更快。她所在的课题组在对北京的外卖员进行调查问卷后发现，2020年，北京的外卖骑手里女性占9.04%，但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增长到16.21%。

　　这是一群不算年轻的女性，大多在30岁以上，高中及以下学历，来自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周边省市的农村，干外卖前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甚至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孙萍接触过的女骑手里，大约70%的女性来自工厂、家政、农业生产等传统行业，剩下的30%是“五花八门、充满有趣故事的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让这个群体的来源更加丰富。孙萍见过不少从旅游业、教培行业转行而来的女性，也有人曾是家庭主妇，因为丈夫公司裁员或降薪，不得不寻得一份工作补贴家用。如果要为她们找到一个共同点，坚韧、有生命力或许是一个，在处境艰难中仍然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和希望，并敢于打破常规。

　　外卖行业综合了高强度、高回报和高压力，具有非常明显的“男性气质”。孙萍告诉记者，送外卖本质上是一个体力活，高强度、高压力，人在短时间内要消耗大量体能，男性从生理上比女性更有优势；其次是技术层面，系统的派单、考核、奖励，都对体能占优势的男性更友好。“如果要给这套算法一个性别的话，我觉得是‘男性算法’，女性在里边就是‘闯入者’的角色。”

　　2002年，在朋友的介绍下，25岁的内蒙古人田蕾（化名）和丈夫来到河北秦皇岛的一个村子，做狐狸、貉子的养殖和售卖生意。夫妻俩还到镇上的一个零件厂打工，拿计件工资，合计一个月能挣8000元。两份工填满了他们的全部生活。2012年前后是生意最红火的几年，田蕾的养殖规模一度达到了200只，一年的纯利润有三十几万。

　　2013年，我国暴发H7N9禽流感病毒，田蕾感觉接下来几年的证件检查、卫生检查日益频繁，皮毛价格也在慢慢跌落。到2016年，养殖场坚持不下去了——在田蕾赔光了向亲戚和信用社借来的十一二万元之后。她是个“不喜欢欠钱”的人，当务之急就是挣到现金还债。“在大城市里跑外卖能挣一万多，还不会被拖欠工资。”最着急用钱时，春节回老家的同乡给他们支了招。2017年，田蕾和丈夫先后来到北京，加入这个陌生的行业。

　　外卖工作正在为不少处于生活低谷的中年女性提供一个“落脚点”。40岁以上的女性同时面临“高龄”“女性”两项劣势，往往是最先被职场抛弃的。“虽然社会上讨论过，外卖系统如何困住了外卖员，但至少这个大门仍然对这些中年女性敞开”，并给她们带来一定程度的自由。

　　尽可能抹去女性特征，加入赛场角逐，是大多数女骑手的选择。但不管怎么努力地用时间去弥补体力短板，总有一些困难是“女骑手”难以克服的，比如远距离订单。跑单过程中，如何找到厕所也是个大问题。不过，女骑手也有自己的优势。她们更细心，出错的概率更低，也有女性特有的体贴。

　　作为妈妈，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女性骑手往往主动背负起更多的家庭责任。采访中，许多女骑手都会提到，自己会在跑外卖的间隙抽空给老家的孩子打电话，孙萍甚至见过，有女骑手带着孩子一起送外卖。

　　跑外卖的第二年，田蕾和丈夫就把十几万的外债还完了。但她并没有轻松下来，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需要她去完成：给女儿存“嫁妆钱”。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