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建议》，释放出很强的政策信号。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经济发展、缓解人才供需矛盾。从老年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我国低龄老人占比大，开发这一群体老年人力资源的潜力较大。

　　低龄老人潜力大

　　低龄老年人人数占比高。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有2.6亿，占总人口数的18.70%，其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占55.83%。根据联合国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测，2035年时中国总共有60岁及以上老人4.15亿人，其中60-74岁的低龄活力老人共3.02亿人。

　　低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669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2085万人。

　　低龄老年人平均实际劳动年龄不断提高。实际劳动年龄是指体力和精力上能够从事一定工作或劳动的年龄。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已从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同时，在各个产业机械化、电子化、数字化技术助力下，工作岗位的劳动强度出现下降趋势，进一步提高了实际劳动年龄。

　　总体来看，低龄老年人具有以下特点：虽然有一些慢性病，但身体活动能力尚未显著下降，生活自理能力较强，对护理服务的需求较低；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城市老人收入处于社会中等水平，生活负担较轻，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多。

　　因此，我国低龄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开发和重新配置的潜力较大，提高低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将成为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重要举措。

　　必然的选择

　　纵观国际社会，鼓励延迟退休和退休后低龄老人再就业，已成为各国应对社会人口老龄化，减轻养老负担的普遍做法和共识。

　　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在65岁以上。比如，英国实施逐年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19年男性和女性员工的退休年龄都延长到66岁，到2030年代将延长到68岁，到2050年代将延长到70岁。

　　瑞典采取弹性的退休年龄制度，法律上确定两个“退休年龄”，一个是领取基础退休金的年龄，一个是“有权利工作到的年龄”。第一个“退休年龄”是62岁，到2023年、2027年将分别提高到63岁、64岁；第二个“退休年龄”是68岁，到2023年将提高到69岁。

　　延迟退休年龄带来的积极效应显而易见。首先，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就业率，这将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其次，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其三，延迟退休可以大大缓解社保基金支出压力。

　　激励与保障

　　开发与激活老年人力资源，需要提供更多更好的激励机制和鼓励性政策。首先，建立更加有激励的延迟退休制度。

　　其次，增强老年人就业参与的法律保障，出台更加灵活的退休人员再就业政策，鼓励高学历、有能力、有意愿的年轻老年人回到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劳动法，消除阻碍老年人就业的制度障碍，对再就业或继续就业的老年人给予充分的权益保障，使老年人在应聘过程中不受歧视。另一方面，对雇主从税收等方面给予激励，促进吸纳老年人再就业的企业和部门的大力发展。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特别是一些组织老年人从事公益活动和志愿者服务的社会组织，吸收更多有能力、有意愿的老年人参加志愿者服务。

　　其三，为老年人提供全面优质的就业公共服务，为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导服务。

　　应通过建立老年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为老年人就业开展信息服务，规范有序地开展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活动。同时，积极推进老年教育和培训的发展，促进老年人力资本提升，让老年人的能力和经验发挥更大作用。　　  （摘自《瞭望》2022年第18期 李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