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曲楠：严老师，您在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前，没有正规大学的学历，就读的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严家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进北大是1956年，因为当时在开“八大”（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陪着铜官山矿务局的一位局长到北京来。接着几个月以后正式入学，是在1957年2月份。这个有点特殊，一般不会在1957年这个时候入学，但我们恰好是1956年考进来，然后被安排到1957年2月正式入学。

　　我高中毕业以后，在1950年2月先进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之前进的是华东团校。这段经历应该说时间不算很长，但是谈自己的思想转变、思想改造这样的课题，是从那里开始的。我觉得这辈子，这个印象是蛮深刻的。

　　我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了半年，讲课的老师中有一位是刘雪苇先生，他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教务长。这位老师讲课非常突出，他给我们谈思想的改造，谈得非常深刻。他自己就是从延安过来的，1936年去延安，然后在延安他自己也参加学习。我们当时其实就十五六岁，准确一点是16岁，年纪很轻的，但就接触了思想改造的问题。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段经历。我觉得听了他讲的那些东西之后，真有帮助，心悦诚服地愿意让自己成为革命海洋中的一滴水。如果是一个没有水平的人，在那里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我相信效果一定是很差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另外一位像刘雪苇这样把革命、土改，还有各种各样的内容讲得那么深刻的老师。

　　攻读北大副博士

　　曲楠：您之后就进入北大开始攻读副博士学位，这是怎样一种学位设置？

　　严家炎：1952年我们国家决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学习苏联。苏联没有硕士研究生，它叫副博士研究生。学制四年，正式授予学位，副博士之后就是博士了。北大登广告已经是1956年夏天了，考试的时候是9月，1957年春节后入学，学四年的话就是1961年的春节才毕业。当时说是有学位，但是到了1958年，毛泽东发话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后军队取消了元帅、大将、上将、中将等军衔，大学就取消了博士、副博士学位。研究生还是要招的，但是说明了将来毕业的时候没有学位。我为什么后来没有学下去呢？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1958年10月组织上决定把我提前调出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没有几个了。

　　我1957年2月进北大读研究生以后，那是拼命用功，埋头苦读的。忽然系里把我叫去谈话，我恳求不要把我提前调出来，到1961年毕业了再调，那时你愿意叫我做什么我都服从分配。他们说不行，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已经报到北京市的人事局去了。北大这样的学校，业务上归教育部管，但是人事权的变动是由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北京市人事局来管。他们说我们已经报过去备案了，市里也已经点头了。最后我就只好答应了。这样就在1958年10月底的时候确定让我出来，承担下学期留学生的课，给我准备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多月。我的副博士研究生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当时有二十几个外国的学生，有苏联的，有东欧的，有朝鲜的等等。我给他们讲中国的现代文学，也有一点古典文学。从此我也就从文艺学跑进了现代文学，一开始就放不下来了。

　　一代学人

　　高远东：事实上您读书时结识到的也正是最具风骨的一代学人，比如杨晦先生、王瑶先生，能否为我们谈几个您印象最深刻的良师益友？

　　严家炎：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杨晦先生，就谈杨晦先生吧。杨晦先生是我们到了北大以后的第二天早晨见到的，大概八点钟他就从家里面出来了，恰好我快要走到文史楼。文史楼那个时候是中文系的一个楼，主要是工作所在地。我见到了杨先生，这是第一次见杨先生，非常高兴。杨先生那时已经满头白发，他是一位非常亲切、可敬的教授，是系主任。还有一位导师，是钱学熙教授，侧重在英文方面指导我们。

　　杨晦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学术方面的。那时候，胡经之、王世德和我三个人都是杨先生的学生，我们跟杨先生在一起谈话的时候，是非常亲切活泼的。我们常常跟杨晦先生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有些时候意见不一致，那就争论，争论也很多。我们师生关系非常亲近，有时大声地交谈争论，争论到很深入，难以想象。但转过身来，跟杨晦先生又能很亲切地谈好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