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众同喜”到态度逆转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正式接替了张方平的角色。

　　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反对的人不少。神宗曾告诉王安石：“吕诲曾经诋毁你不通时事。赵抃和唐介也多次进言，说你的坏话，生怕我要再提拔你。”神宗的东宫旧臣孙固则直言王安石“文章行谊都很高明”，然而“狷介偏狭肚量小”，非宰相人选。

　　这些反对的人却不包括司马光（见图）。司马光后来追忆，王安石初入中书，“众喜得人”，显然，他本人是与众同喜的。让司马光的态度发生逆转的，是唐介之死与郑獬之去。

　　三月二十九日，副宰相唐介去世，得年六十。很多人相信，唐介是被王安石气死的。

　　熙宁元年七月，在王安石的极力主张下，神宗下诏宣布司法新规，允许在谋杀罪中适用自首减刑原则。在反对无效后，大多数人持保留态度。而唐介则几次当着神宗的面与王安石争执不下。一场激烈辩论之后，落了下风的唐介撇开王安石，转向神宗喊道：“谋杀罪大恶极，全天下的人都认为自首不能减刑，说行的就只有曾公亮和王安石！陛下，陛下！”

　　面对浑身颤抖的辩论对手，王安石发出致命一击：“那些认为谋杀罪不能自首减刑的，都是朋党！他们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并不关心法律的真谛和国家的安宁！”

　　此言一出，满座皆恐。要攻击高级官员，没有比“朋党”更为恶毒的罪名了。当晚，唐介突然一病不起，不久，“疽发于背”而卒。

　　唐介之死震动了司马光。在他主持下，158名参议官员一致通过太常礼院为唐介所拟的“质肃”谥号。“质肃”者，“正而不阿，刚而能断”。刚正之人，何来朋党？司马光为唐介鸣不平。

　　开封知府郑獬的离职同样与谋杀自首减刑新规有关。开封百姓喻兴伙同其妻阿牛，谋杀阿李，案发后自首。郑獬拒绝按照新规来判决此案，并扬言要面见皇帝，重启讨论。然而，就在郑獬准备上殿面君时，却被调离开封知府的岗位，失去面圣资格。趁着两位宰相不在家，副宰相王安石签署调令，以明目张胆的违规操作，驱逐了公开反对自己的郑獬。这是司马光断断不能接受的。

　　王安石高度“任性”

　　熙宁二年的秋天，王安石意气风发。他可以肯定自己获得了神宗皇帝几乎全部的信任。王安石确信，接下来朝廷的政策将沿着自己制定的方针路线前进。对于那些反对派，王安石相信，把他们赶走是必要的。方针既定，留着反对派说东道西，只会让皇帝动摇，让政策摇摆。

　　熙宁二年二月十三日，变法领导小组“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副宰相王安石担任组长。制置三司条例司直属于皇帝，在用人等方面拥有极大的灵活性，王安石是其头脑和灵魂。在王安石的主导下，条例司像是一个高效率的孵化器，各项新法不断酝酿、出台。

　　头一个要改的就是东南地区供应中央物资的管理制度。在东南设置“中央采购代表”一职，该职务实际就是“东南六路发运使”，王安石希望它成为东南物资与开封需求之间的枢纽，为政府创造效益。这项新法被称为“均输法”。

　　均输法在七月颁布。接下来还会有青苗法，这是王安石早在鄞县试验成功了的。有关科举制度的改革、有关劳役制度的改革，也都在酝酿之中。

　　那些胆敢反对王安石的人被一个一个驱离了中央。在重大人事任免案上，王安石表现出高度的“任性”。按照宋朝制度，重大人事任免案必须由皇帝和宰相共同商定，宰相、副宰相集体签署，可是，王安石引导着神宗，轻轻巧巧地就把制度给绕过去了。自二月初进入宰相府以来，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跟其他宰相意见不一致，王安石就会单独求见皇帝。而每一次，他都能成功说服皇帝，拿到“御批”，以“御批”来搪塞其他宰相，压服公众舆论。

　　司马光忧心忡忡

　　熙宁二年秋天的司马光却忧心忡忡。司马光担心王安石这种作风对神宗的影响。神宗本身就是一个对制度缺乏耐心的年轻皇帝，他需要一个负责任的宰相从旁提醒。而王安石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在利用皇帝的不耐烦，怂恿皇帝冲破传统、打碎制度。那么，除了列祖列宗留下的制度传统，还有什么是能够束缚皇帝的？打破传统与制度、失去制约的皇权是可怕的，它将会吞噬一切！

　　在司马光看来，本朝的确需要改革，但改革绝不是草率的全盘否定、另起炉灶。他苦口婆心劝说神宗：“天下就像是个大房子，有破败的地方就要修，只要房子本身没有大毛病就不需要拆了重造。真出了大毛病，要翻盖，没有好的设计师、没有最优质的材料，也是不行的。现在这两样都没有却要硬生生拆了没大毛病的老房子盖新的，只怕这新房子连遮风避雨都做不到啊！”

　　司马光眼睁睁地看着王安石与他最初所标榜的立场渐行渐远。“变风俗，立法度”，开放言路，引用君子，振作风气，这是王安石最初的说法。司马光全都同意。然而，王安石的调子变得那样快，快得简直让司马光回不过神来。他说“引用君子”是在二月三日上台之初，可是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他却说：“如今想要理财，就必须提拔能干的人。”当德与才不能兼备时，王安石选择舍德而取才。

　　二月，王安石说“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主张广开言路。三月十八日，他还说“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可是，四月间，他挤走了滕甫；五月间，他挤走了郑獬；到六月，又赶走了吕诲。神宗想要安排青年才俊苏轼到宰相府工作，王安石反对的理由无比直白：“苏轼和我的所学（思想）及议论（观点）都不一样，无法共事。”而那些仍然留在核心机构中的“异议分子”，要么改弦易辙，跟王安石走，要么离职。比如，神宗皇帝钦点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苏辙，其财政观点与司马光接近，在条例司如坐针毡地熬了五个月之后，只得主动请辞。

　　（摘自《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