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一直戴“上海牌”手表
周恩来每天的工作时间安排都非常紧,一件事接一件事,但他总是十分守时,从来不让别人等他。这与他时间观念特别强有关。为了守时,不误工作,周恩来每天都离不开手表,起床就要戴上手表,晚上睡觉时才摘下来放在床边。
刚进城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那时实行供给制,中办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方便,从香港买来一些手表,每人一块。给周恩来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了一番那块表,就放下再没有戴。他在日常工作中还是使用战争年代配给的怀表。他曾经感慨地说:“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1958年7月,上海生产了第一批国产手表,牌子就叫“上海牌”,首先在上海市销售。由于质量好,价格又是当时市民节约生活几个月后就能买得起的,因此在“上海牌”手表首销的上海第三百货公司顾客盈门,争买“上海牌”手表。周恩来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国家终于能生产自己的手表了。我要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不久,工作人员利用去上海出差的机会给周恩来买来一块“上海牌”手表。按照当时的市价,收了周恩来120元。从那以后,尽管外国手表质量好,还有更高级的,但周恩来不买也不戴,他只戴这块“上海牌”手表参加各种活动,有时还特意向会见的人介绍它的优点,无形中作了广告。
后来,上海手表厂又生产了带日历的上海表,周恩来仍然按照市价买了一块,一直戴到他逝世。现在,周恩来生前一直戴的这块“上海牌”手表,收藏在天津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我要中国料子”
周恩来穿衣服,喜欢干净、整洁。战争年代,条件不好,但周恩来也把带补丁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压平整了再穿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外事活动很多,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搞外事活动的人提出,穿衣服要整洁,“我们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你们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他自己率先垂范。
为了接见外宾和出席会议需要,周恩来不能再穿部队供给的服装了,需要做出席外事活动的衣服。他听说北京“红都”服装店全国闻名,也是中办指定的为中央首长做衣服的厂家,就选择到那里去做衣服。
做衣服要量体裁衣,周恩来就亲自去了“红都”。他一进服装店就笑着说:“我就是慕名而来的。”工作人员见周恩来亲自来了,就热情地向他介绍英国呢料、澳大利亚毛料等各色外国布料,但周恩来只看了一眼就摇头说:“我要中国料子,无论毛料布料都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向周恩来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仔细选择对比后,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灰色平纹布做了夏装。服装都是做成中山装。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做衬衣衬裤,也都是用普通白布。
周恩来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之后,全部按照当时市价自费付款。回来的路上,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后我做衣服,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此后,周恩来总是穿着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这几件衣服一直穿到1963年,始终整洁、挺括。衣服能穿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周恩来的节俭。他做了两只布袖套,办公时套在胳膊上,这样就保护臂肘不会磨损得太快。然而,他一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天长日久仍不免磨损磨破,于是便送去“红都”请裁缝织补。衣服虽然旧了,会客时将衣服熨烫一遍,穿出来仍然整洁、挺括,再加上他潇洒大度的仪容举止,丝毫无损大国总理的风度。
后来,工作人员再为总理做衣服,都是专门选国产布料,并按照他喜欢的颜色做。
我国能生产国产毛的确良后,工作人员曾用这种布料为他做夏装,还为他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周恩来派工作人员给他做衣服时,每次都是做后照价付款,一分钱也不少。由于此前已经量过尺寸,再做的衣服,周恩来工作忙,也不事先过目,做好了,拿回来就穿上,从不挑剔。
“就喜欢坐国产车”
中国能生产尼龙袜子后,中央很多首长不喜欢穿,仍然穿布袜子。但周恩来为了宣传国产尼龙袜,从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一直到逝世都是穿国产的。
周恩来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但都要求买国产的。他不要求样式,只要求合脚,因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鞋子合脚,走路快,才能适合他工作的节奏。
有一次,去东安市场买鞋,虽然是晚上,还是有人认出了周恩来。警卫员怕造成混乱,影响营业秩序,请周恩来立即回来。那一次周恩来没有亲自试鞋,但他后来还是在那里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关照:“要用国产牛皮。”做好这双皮鞋后,周恩来一穿就是几十年。他的警卫员高振普20多岁时到周恩来身边工作。一次他为周恩来擦皮鞋时,吃惊地发现,总理的鞋底前脚掌处的皮料竟然是补上去的。他听周恩来秘书介绍说,那双皮鞋已经换过两次鞋底了。
刚进城时,周恩来乘坐缴获的轿车。自从我国生产出国产“红旗”牌轿车后,周恩来就只乘坐国产车。后来有关部门进口了一批外国高级轿车,要给他换,但周恩来坚决不换。他说:“我就喜欢坐国产车。” (摘自《文史博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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