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中国青年，延安穿军衣，吃小米，住窑洞，为什么你爱延安？”

　　“延安像‘名山’，延安像‘西天’，虔诚的青年，都想来‘朝拜’，都想来取得‘经典’。”

　　诗人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用诗的语言讲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朝圣”延安的时代潮流和心路历程。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排除艰难险阻，投奔偏僻贫瘠的延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

　　在延安受到礼遇与器重

　　1936年11月，陕北已是冰天雪地。作家丁玲来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成名。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的营救下，于1936年9月出狱。丁玲出狱后，立即逃离南京，成为第一位来到延安的著名作家。毛泽东专门为她写了一首《临江仙》，这是他赠予现代作家的唯一词作：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之后，艾思奇、周扬、何其芳、卞之琳、范文澜、陈学昭等众多知识分子从国统区来到陕甘宁边区，来到延安。“上延安！”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大政治景观。

　　1938年秋天，国民党政府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设置了许多关卡，依然挡不住“上延安”的知识分子。到抗战后期，全国各地汇集到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总共有四万多人。

　　在列强横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中国，中共中央苦心经营着陕北这片土地。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做得比全国都好，不但成为抗战的堡垒，而且要成为模范的抗战堡垒”，“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在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在延安的山沟沟里，中国共产党办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等20余所窑洞大学，安排知识分子，招收青年学生。把一大群知识分子“养”起来，足见共产党人的深谋远虑与宽阔胸怀。

　　1938年年底，刚到延安的作家陈荒煤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除夕，革命同志一起过年，一起唱歌。他看见毛泽东站起来，欢喜亲切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陈荒煤的泪水一下子就止不住了。他说：“到了延安，我觉得我这个25岁的小老头恢复了青春。蔚蓝色的天空，到处飞扬着红旗、《国际歌》声，处处听到亲切的‘同志’称呼；不论是首长或将领、学生或士兵，都是一身灰色军装，似乎是总有人日夜不停地歌唱……”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说：“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下。”陈云在1942年元旦中共中央新年团拜会上感叹地说：

　　今天许多人归向了共产党，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

　　（上接第1版）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今天我们抗大就有几千个学生，再加上陕公、鲁艺、党校，在延安就有一万多个学生。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 所以我说10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75岁的老头子也来了。

　　最后，他用12个字概括共产党的用人政策：“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得更加形象生动：

　　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革命的熔炉

　　对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定下“来去自由”的政策：“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青年知识分子来到陕甘宁边区，毕竟是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这里有着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许多刚到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适应、与军民融合不到一起的问题。同时，中共党内军内的一些同志还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毛泽东在《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批评一些同志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如何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明确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切实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

　　“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以及下功夫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工农的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以及打造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重大举措。

　　中央出版局翻译和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中宣部编印的《整风文献》规定了22个必读文件，引导青年知识分子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在鲁艺教书的诗人卞之琳说：“跑来延安的四方青年，对于新知识也如饥似渴，不限于在抗大、陕公等院校学习的，大家都经常人手一册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我自己当时未及而立之年，在这种读书浪潮里泡了一阵，也初窥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径，使我日后在自我检验所作所为和明辨周围事态是非真伪当中，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生受用不尽。”

　　唯物辩证法、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理论联系实际、工农兵等词汇携带着崭新的世界观方法论进入知识青年的头脑。

　　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改变了一些知识分子“多空文而少实用”的空谈习气，他们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

　　同时，工农兵从知识分子身上学到了文化知识与科学精神。在延安，知识分子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习惯在机关和部队逐渐流行开来。延安不生产笔，所有的笔都是带进来的。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录》中说：“人们把老掉牙的钢笔插在衣袋里，只要能弄到手，即使他们不会写字，也要把钢笔插起来，这是他们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样子，从延安知识分子那里时兴，后来流行到工农兵当中，流行全国。

　　陕北的“土包子”与外来的“洋包子”结合起来的生动画面，令毛泽东格外高兴，他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说：“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

　　“朝气蓬勃”这个词的诞生

　　1939年12月，毛泽东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他环顾会场，脱口而出：“满堂青年，朝气蓬勃。”“朝气蓬勃”这个词由此诞生。

　　毛泽东说：“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朝气蓬勃的延安成为知识青年干事业的广阔舞台。

　　知识青年在延安，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改变了革命队伍的面貌，为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建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所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　　  （摘自5月11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