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站台
在日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车站(见图),站名翻译过来是“清流观景台”。它开设于两个小镇之间,有着绝佳的原始风景,只有少数特殊的列车会在这里停靠。但是,下站的旅客没有任何出口可以走出去,因为这里被群山、密林环境所隔绝,要想离开,只能等待另一班火车在此停下。
爱默生认为“自然的精神化”是指“每一个自然事实都与某种心灵状态相对应,而这种心灵状态,只有把自然现象当成自己的画像时才能被描述”。这个站台正是一个绝好的“画像”或直觉造型,它完全没有“目的到达”的功能,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哲学提示,提醒匆忙的人们,思考人生目的,并真切地欣赏此时此在的自然风景。
其实,这正是阅读自然经典的意义。网络时代,我们认识自然的手段太多了,获得知识与信息的手段太方便了,所以过眼的东西很少往心里去,对自然也缺乏一种由衷的尊敬。
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性,也有意无意忽视了阅读与自然的内在关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的青年人接触中外自然经典会有隔膜,包括语言形式上的隔膜,感觉深奥晦涩,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也正是精神成长的必须途径。阅读时心沉得下来,就要“磨性子”,这是一个涵养自我的过程。
自然经典的原创性强,表述独特。如果不静下心来,就读不进,更看不懂。静下心来读,要放慢速度,才能高营养地消化吸收。
自然与文明
早在预言时代和金字塔之前,书籍就成为人类古老的圣物,因其可以对信息进行长久封存。培根在《新大西岛》里提到,所罗门王曾撰写过一部《博物志》,“一部关于一切植物,从黎巴嫩的香柏木至生在墙上的苔藓,以及一切有生命、能活动的东西的著作”。
梭罗说,“在文学中,正是那些野性的东西吸引了我们”;利奥波德则进一步说,这个世界终极的启示就在荒野之中。这是从哲学层面,表述了原生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很多博物学作家穷尽一生上下探索,竭心尽智,努力将生动的生态学见解融入明快的文笔中,去体现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基础性联系,包括知识、情感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试图恢复自然的内在价值及原本面貌,在漫长的求索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有的知识视野、话语策略和人文情感。
人文艺术的发展,自有其独立性,有其自身规则和演变过程。从其本质看,自然经典多是将自然史、文化史、地志学、物候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的诗意写作,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美学交错共生的文学类型,是人文博物传统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它不是浮光掠影“节选”或概论、以及东张西望地听听讲座就能代替的。
自然经典的写实性
若干年前,波士顿大学一个生物学家团队对梭罗的《瓦尔登湖》产生了兴趣,他们觉得与其说梭罗是一位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一位“被写作耽误了”的“气候学家”。理由不言而喻,正是其作品中随处流露的专深的季节感受,以及对其它环境复杂性的极度敏感。科学家们据其作品(《瓦尔登湖》),比对了康科德一个多世纪以来有真实数据可考的文献,包括气候、水温、开花植物第一朵花开等,有了很多饶有趣味的发现。
自然写作无法作伪,那些田野经验,无不需要依靠个人的感官来获取、记录。相关的写作正是凭着写实性,获得了较高限度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其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与相关体验相吻合。作家借助精确的观察与描述手段,对天气物候、对动物植物的个体特征进行精确描述,吸纳了田园传统的精髓(例如乡居、游历和阅读),又以科学经验模糊了传统文学写作中的主体意识;这样得来的对世界的认识,是更完整、更葆真、更富有生命力的书写。
很多自然经典书籍都不具有数理知识那样的普适性,往往只适合于局部地理、生态环境与文化;它是与小环境兼容的、有限度的;但正因如此,它又是灵活的、谦退的。它以生命为中心,提倡有机整体的自然观和“普遍共生”的生态伦理精神,它不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更不会像某些科学技术一样,成为影响全球环境的“致毁知识”。梭罗、怀特“一生观察一个小地方”的博物学写作传统说明,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决定着一切,而不是事物本身如何。
“就近原则”与乡土经验
很多自然经典有个“就近原则”,作家并不总是走在迢迢长旅之上,相反,很多人一辈子都常住在自己出生的小镇。所谓会心之处不必在远,况且自然知识本就具有本土性、切近性、涉身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看不见的森林》的作者戴维·乔治·哈斯凯尔,每天都会在一小片森林里漫步,尝试通过凝视树叶、岩石和水珠,研究整个森林,后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精微描述了延续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的森林生态系统。这样的例子启发我们,在家乡、小区、校园、街道等处,近郊的花园、市区的树木、野地的麻雀,诸如此类,就可以了解、学习本土的生态知识与经验。只要你能用心感受四季轮替给大自然及动植物生长带来的变化,就和风尘仆仆走进原始丛林一样有成效。
风朝哪个方向吹?我的住所附近,有什么样的鸟类、小兽、昆虫,有什么样的野草,它们什么时候会开花?在寂静乡村或城市边缘,有什么适合种植的作物种类?什么样的灌木、什么时候会在我家门口盛开?距我不远的树上,有哪些鸟类会唱歌?关于土地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全部知识,还包括降雨量、植被、动物群、土壤类型等,都可以把自然体验还原到日常生活与文学写作里面。
人与文、地与景的统一
自然经典作家的共性之一是,他们几乎都是走进一片自己喜爱的自然环境,这个地方是他们土地伦理思想的萌芽地;人与文、人与地方形成了高度统一。他们的作品,是自然与他们所处特定处境的浓缩和精微显示,是自然与人真实相遇的场景,“时间-地点-人物(动植物)-事件”细致分明。
我们从相关作品的名称上就能看出这一特点:《瓦尔登湖》《优胜美地山》《大漠孤行》《沙乡年鉴》《海岛生活》《乡村时光》《林中女居民》《北极梦》《佛罗里达大沼泽地:草的河流》《塞尔伯恩的自然史》《在巴塔哥尼亚的悠闲岁月》等。
当我们看到这些书名时,所想到的是梭罗和新英格兰林地、缪尔和西部群山峻岭、撒克斯特和多鱼群岛、艾比和犹他州的沙漠、利奥波德和威斯康星州的沙地、拉巴斯蒂和阿迪朗达克山黑熊湖畔的森林、洛佩斯和北极风光、道格拉斯和佛罗里达“草的河流”,如是等等。作家的思考和感受,以日记、散记或自传的形式笔录下来、流传开来,也唤醒我们对地方的重新感知与认识。就如梭罗曾在哈佛毕业纪念册上赞美自己的家乡康科德:“你的名字将成为我在异乡的通行证。”
阅读自然经典,是一种心游万仞、精骛八极、无言独化、物我圆融的阅读体会与精神投向。那里面印刻着我们对自然知识与博物传统的尊崇和珍视,包含着对生态整体主义观点和众生平等观念的理解,对索求有度、贴近自然之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人与自然神秘关联的深度领悟与无上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