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泰戈尔的64岁生日是在北京过的。他还在这场生日宴上有了一个中文名：竺震旦。“天竺”是中国对古代印度的称呼，而“震旦”是以前印度对中国的称呼。为他取名的是梁启超。

　　人生如诗

　　从13岁到81岁，泰戈尔的创作极丰且广。文学、音乐、绘画、作曲他都精通。最为著名的自然是他的诗歌。1913年，他凭借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此奖项。

　　季羡林曾将泰戈尔的诗歌分为三个阶段：爱国主义、菩萨慈眉、金刚怒目。这与印度国家命运、泰戈尔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第一个阶段自19世纪70年代起至20世纪初。这是印度民族运动酝酿和兴起的关键时刻，也是泰戈尔创作最旺盛的时期。这段时间他写了近60篇短篇小说，还写了几部诗集。年轻的泰戈尔胸中涌动的，是对民族的热爱、对殖民者的痛恨，在他笔下自然是对国家对英雄的歌颂。比如《被俘的英雄》《戈宾德·辛格》等。

　　第二个阶段是从泰戈尔退出反英运动开始的。《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都在此期间写就。泰戈尔的诗歌转向了，更模糊更神秘更个体经验，这有西方文学流派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的影响，也有个人生活不幸的打击，丧偶、丧女、丧父的悲痛与伤感在诗集《回忆》《儿童》《渡船》中都有记录。更重要的，可能是印度传统的哲学或者说梵学思想已深入其骨髓。

　　第三阶段从1919年至1941年逝世。1919年，英国军队开枪打死了1000多印度平民的阿姆利则惨案，让泰戈尔重归政治。他的诗歌对政治更加关切：热情歌颂受压迫的非洲少数民族（《山达尔女人》），讽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入侵中国（《敬礼佛陀的人们》）……

　　遭遇“脱粉”

　　这一阶段，泰戈尔的诗走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茅盾写过一篇《印度文学家太戈尔的行踪》（“太戈尔”即泰戈尔）；陈独秀1915年就在《青年杂志》上将泰戈尔与托尔斯泰并提；郭沫若还翻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

　　很快，泰戈尔被请到中国——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先后到达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和中国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但这次访华却成了偶像“塌房”事件。

　　泰戈尔访华前后，他的粉丝便纷纷“脱粉”。郭沫若说“（泰戈尔）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最大的毒物”，茅盾发文称“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陈独秀更是连发20几篇文章批驳泰戈尔。

　　因为早在一年前，中国知识界爆发了围绕“科学是否可以决定人生观”展开的论战，出现了不同派别。泰戈尔此前一直很重视东方精神（在当时知识分子看就是空想的“玄学”），并且是接受蔡元培、林长民等“玄学派”的邀请来华的，这对“科学派”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情缘

　　反观历史，“陈独秀们”似乎误会了泰戈尔。泰戈尔强调东方精神却不一味排斥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早在1920年，冯友兰在美国向泰戈尔请教拯救中国的方法时，泰戈尔就明确指出：“我只有一句话奉劝中国，就是‘快学科学！’东方所缺所需的，就是科学。”

　　1941年，病中的泰戈尔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有一次我去中国，我取得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当年8月7日，泰戈尔驾鹤远去，享年81岁。这首诗叫《我有一个中国名字》。   

　　（摘自5月7日“羊城派”新闻客户端 冷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