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江湖》

　　我其实很害怕读樊国宾兄的文字，读他的文字，淌下的全是为自己的热泪。我们年龄相仿，意气相投，读得懂我们一样的时代。

　　在他笔下，无论提到的是活人是死人，俱都是那个时代的折射。从他的书里可以知道，他是个“小金克木”，把那个时代的书“读完了”。他不同于金克木的，是他把那个时代的学也上完了。上完了学，读完了书，樊国宾兄却没有走上一帆风顺的康庄大道，其间的种种，他并不细谈，也没必要细谈，因为他发现，别有一种名叫“江湖”的存在，或成就，或捉弄，或冷落，或重新锻炼着，如他如我这样的书生，迫使我们或长吟，或长歌，或长啸，且看我辈是否也发得出几声虎啸龙吟。

　　国宾兄写他的老师丁帆，大书特书丁帆等敢于直面不平淡者的英武之气。当然，国宾兄又有柔弱的一面，正所谓毕竟是书生，在他的文字里，没有雷霆之怒，没有武断霸道，有时用一点小幽默，就把事说过去了，这是他宽厚的一面，于江湖上亦可说是缺陷。

　　总之，国宾兄的《仁慈江湖》，足以引起同代人的许多话，一时是说不完的。我以国宾兄大作置于孤枕之侧，清夜时分读上数页，耗尽残存的气力，然后昏然睡去。如此边忆边读，边失魂落魄边壮怀激烈，这样的读书经验，在我还是第一次。

　　《百年袁家：袁世凯及杨氏夫人后裔百年家族史》

　　作者王碧蓉女士与徐公城北夫人叶稚珊女士是在《群言》杂志的同事，叶稚珊女士要我到贵阳时，一定要与在孔学堂供职的碧蓉女士会面，碧蓉女士就在会面时把这册著作送给了我。

　　我对于袁世凯及其家族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一方面源于我所研究的张伯驹与袁氏沾亲带故，另一方面，因张伯驹而感觉到近现代史对袁氏研究之不足。我当然不敢为袁世凯翻案，更没必要为袁世凯翻案，但是，对于中国历史出现在清末民初的天翻地覆的大转折中，具有首要关键地位的袁世凯其人，无疑有深入解读之必要。王碧蓉女士以家庭为入口解说袁氏，恰正是深入的最好的表现。

　　碧蓉女士于1987年秋曾以《群言》名义采访梁漱溟先生，梁先生谈到中国儒学的“伦理本位”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则。我不知道梁先生这样的观点是否影响到碧蓉女士，伦理当之无愧是中国文化之第一要义。陈寅恪挽王观堂语，“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与梁漱溟先生语高度契合；柳诒徵先生之于伦理，尤其旗帜鲜明。梁陈王柳四氏，学兼东西而以中国解说中国，于今正当以为圭臬。

　　碧蓉女士之研究，尚仅限于袁世凯家族之一支。袁世凯之一大特别处，政治暂且不论，其于中国式大家庭分崩离析前夕，组建起一个包括姻亲在内的多达千人以上的庞大家族，袁氏家族百年史，亦中国式大家庭于近现代之第一悲歌。碧蓉女士于此着力开掘，必可一树百获。

　　《重生手记》

　　这本书的作者凌志军，与我很有些渊源，他的夫人赵晓东，是赵宝桐与金凤的女儿，而赵宝桐与金凤夫妇，又是我叫过干爹干妈的人。晓东姐热情爽快坚強乐观，偏逢先生患重病，死里逃生，我很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却帮不上什么忙，心里感到内疚。读凌志军兄的书，我想了解其间的过程，因为这是我一直放不下的事情。

　　凌志军兄有大才，他的《历史不再徘徊》《交锋》，都是当代罕有的力作，他的病，是积劳成疾。令人钦佩的是，他把他卓越的见识也用于了自己，用于了疾病，用于了身体，而且获得了成功。他把他的体验分享给读者，分享给每一个都有可能患上癌症的人，这也是他要实现他的愿望，“告诉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癌症不可怕”。

　　话说远一些，2020年12月4日国际儒联与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交流机构所共同举办的“中日和合文明论坛”上，日本作家养老孟司在发言中说：“文化是理性社会的解毒剂，现代都市人面临巨大的压力，需要艺术的慰藉，回归自然。当今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人从自然的一部分，变为信息化的一部分，患者到医院检查，医生甚至不需要了解患者，只需要查看检查数据，所以，这已经是世界性的现象，需要文化这样的解毒剂。”

　　在凌志军与养老孟司之间，看来是有着深刻共识的，他们的这种共识，事实上正在开启着我们社会的“文化更新”。